丙申季夏的一天，我与学礼闲坐。俩人言语之间，话题自然牵涉地方文史方面的事。说罢偃师昇仙太子碑，又说文水昊陵，临了，我问学礼新近有甚大作？他回答说：正在整理《孙谦文集中的文水方言》。他娴熟地打开电脑先让我浏览，并提出让我写个序。我和学礼虽说既是同学，又是文友，但于写序一事因自己缺乏与方言相关的研究，不敢冒然应允。然而，我对方言的兴趣是真切的，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増长和认识的深入，这种兴趣的浓烈度确乎与日俱増。
说到我对方言的这种兴趣，却有一个曲折的认知过程。我想，这样的经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他出生何地，从事何种职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应该有过类似的遭遇和感受。那我不妨先讲讲自己经历过和听到的故事。
故事之一：我出生地是贵州，成长地是晋西北临近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在村里，世世代代的土著乡民都说着土话，至于这种土话的起源，已邈不可考，用方言学区划只能大概说是晋蒙语系。由于偏远闭塞，老家话自然很“土”很“纯”，亦很难与外人道。因我们兄弟是从外地回来，说话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儿时的我老有一种格格不入的羞怯感。比如，别的伙伴叫父亲是“大大（da da）”，而我们却叫“爸爸（ba ba）”。每当我叫“爸爸”时，总有一种被同伴笑话的感觉。后来，我暗下决心纠正，最后，也能顺口地叫父亲“大大”了。诸如此类，不一一例举。总之，天长日久，除了老家土话，别的话我反而不会说了。幸也？非也？很难说得清。
故事之二：人常说，环境能改变人。我幼时语言习惯的彻底改变，确证此论不虚。长大成人后的我，出去外地上学、工作，也只能操着土话与人往来了。这其中有尴尬，也有情趣，以至令人难忘。清楚地记得，在汾阳师范学校读书时，一天晚上大家在学校广场上集中看电视节目，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学听我说着家乡话，便主动给我递过凳子来，一边让我坐，一边热情地和我拉呱起来。一声乡音千古情。正是方言土语，不经意间拉近了老乡之间的距离，増进了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感。
故事之三：第三个同样真实的故事是我听来的。一位文水朋友曾对我讲，有次他去沈阳某厅拜访官居处座的老同学，一进门便在处座同僚面前不知深浅地用家乡话叨歇起来，不想这位处座大人悄悄把他拉到一边，满脸不悦地呵斥道：“再用文水话和我说，下次就不用见我了！”这位文水籍处座的话，深深地刺伤了风尘仆仆前来看望他的老同学，以至多年之后仍不能释怀：“嘁！说文水话怎啦哩？！”哦，没错，方言到究怎么了？
以上讲了三个小故事，从我不会说“方言”，到想说“方言”，能说“方言”，还受惠于“方言”，再到有人反感说“方言”，我不知道读者诸君作何理解，我只是想传达自己对方言方面的肤浅认识和对方言岌岌可危处境的忧虑。
首先，方言是相对于“雅言”，也就是官话而言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上古时期，由于先民们生产方式的落后，交往自然会大受局限，各个部落语言肯定是多种多样、千奇百怪的。如果让他们聚会，那一定是百“鸟”和鸣的大合唱。于是，为了交往的便利，或不期而然，或受官方的推动，会出现并形成统一的语言，这应该是最早的官话，也是后来所谓的普通话。
其次，一种方言能否流行，并形成区域性流行语，甚至官话，、经济、社会、文化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以粤语为例，其地域至少在中古时期中原人的眼里纯属蛮荒之地，粤语也被蔑称为“鸟语”，更谈不上流行。但世事沧桑，时有变局。曾经的“鸟语”在公元1980年代以后，随着南粤经济的迅速崛起，粤语也逐渐在全国主流媒体出现，一些人也时以间杂说粤语为风尚。而曾经的官话区，因其中心地位的丧失，比如西安话、洛阳话、南京话等“京腔”早已是昨日黄花，风光不在。
其三，任何方言都是相对的，绝无优劣、高下之分。以我们晋语而言，越语、粤语、川话、闽南话等等都是土话，反之亦然。如此种类百出的方言，孰优孰劣，孰高孰下，那几乎是不能评判的，倘若评判，也只能换个角度，相对而言罢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人要作这样的评语：此种话好，彼种话差。岂不知，这是多么的偏狭与无知！以至于出现了有人不愿听、不愿说方言的现象，甚至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试想，走遍全国充耳皆“国语”，语言的多样化不存在了，还敢毫无缺憾地奢谈文化吗？
其四，方言是最有文化含量的语言，也是最值得珍视的语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对方言缺乏基本的研究，但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方言人”，或许你现在说的是官话，但追根溯源、换个角度那都是方言。因此，细思之，我们对方言应该天生有相当的敏感度和认知度。这样，我们就会从方言中发现许多历史信息，特别是通过对方言相对应的文字信息的解读，可以揭示出许多人类发展轨迹的密码。故一部《说文解字》，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史。相反，官话、普通话的历史相对滞后，文化含量自然要小的多，或者干脆点说，普通话就是最缺少文化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所谓的文化往往是保守的。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方言一旦消失，有些对应的文字也会随之消失或隐匿，比如“搕㩑”（方言音：恶杀），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垃圾，被“垃圾”之后，“搕㩑”已很少有人说，“搕㩑”一词就更不为人知了。长此以往，若方言消失了，许多文字就不复存在了，那时，所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还凭甚承载？若了解这些，我们还会小觑方言，耻言方言吗？
令人难堪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是二律背反的过程，我们一边在创造和获取的同时，一边也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和丢失，方言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演变过程。这也是方言的历史宿命。说到这里，我们不必深究人类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只看当下方言濒临灭绝的处境，令人忧心如焚，但也徒唤奈何，眼睁睁看着流水东逝，丛花渐落。从宏观的、未来的角度看，地球都将成为一个“村”，理所当然人类语言的大一统完全是可以预知的事；从微观的、现在的角度看，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城乡，方言越来越不被人道，说普通话已然成了常态。一方面国家大力倡导说普通话，一方面频繁的流动迫使人们说普通话，尤其是随着中国乡村的快速消失，方言即将失去最后附着的土地。当然，须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说普通话，只是怜惜方言背后被丢弃的璀灿文明。呜呼！面对方言如此窘境、甚至绝境，但凡有点文化使命感的人有谁能无动于衷！事实上，中国自古就不缺先知先觉、急公好义的仁人志士。据我有限的了解，目前，国内不少方言研究机构已提前介入，深入田野调查，采集方言标本，进行系统研究，实行有效保护。难能可贵的是在抢救、保护方言的队伍中，还有不少民间人士主动参与，献智出力，学礼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员。
说到学礼，因和他相处有年，让我一句话概括，就是：无论从教从政，还是业余从文，皆可称为有心之人。特别是近年来研究“山药蛋派”作家、乡贤孙谦，可谓下了真功夫，大功夫。他搜罗天下，收集文物文献；遍访孙谦故交，录制口述故实；不辞劳苦，编辑著述。卓然已成孙谦研究专家，广为文坛瞩目。他的研究视角，不仅是从整体上透视把握孙谦，更多的是把孙谦和乡土文化——也就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深度开掘。此番《孙谦文集中的文水方言》，正是这样一本难得的另辟蹊径的新作。在编撰过程中，他发挥熟知材料的优势，十分自如地把孙谦文集中的文水方言撷取出来，并一一加以例释。翻看这些辞条，我们看重的不仅是他从文学角度对孙谦的语言特色加以研究，更看重的是他在孙谦文集中采集的文水方言标本及其方言学意义上的诠释。仅此一点，足可以看出他热爱乡土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抢救地方语言的良苦用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悲观地预言，在裹挟着无穷无尽人类欲望呼啸而过的现代化车轮的碾压下，方言的陆沉直至最终消失是无可避免的事。那么，学礼的付出还值得吗？这样问话无异说抢救和保护濒危的珍稀物种有意义吗？这当然是毋须回答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怀着无奈而矛盾的“千岁之忧”遐想，若干年代之后，当文水方言彻底从人们的口中消逝，这本书承载的历史价值、标本意义一定会焕然凸现。
是为序。
2016年9月11日于澄怀堂